國際志工與人類學家....

人類學家Mead 穿著薩摩亞服飾與當地人合影
photo: http://www.scielo.br/scielo.php?pid=S1809-43412012000200008&script=sci_arttext

       一直到現在，我其實還是無法自稱自己是個人類學家，就算我受過一點點的訓練，花了很多時間寫了一本論文，但慚愧的是我依然懷疑自己有多少人類學的視野，在學理上也只是略知皮毛而已。念人類學的初衷，其實是模糊地希望能做一些事情，而我相信「人類學」對那些事情大概是有益的。不過就像我一直到了大四，才知道原來自己有興趣的那些東西範疇上有個名字叫做「人類學」，我在碩班後期，也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可能有個名字，叫做「人道援助」。這個模糊地概念在當了某機構志工後開始變得清晰了些......或許是終於認識了一些這條路上的人，也開始接觸到了這方面的資料，「人道援助」對我來說再也不是網路上才會出現的名詞，而「志工」到底是什麼，在人道援助中到底背負著怎樣的腳色，也隨著國合會的行前訓練以及協調人的駐地訓練，開始被我們進行反思與質疑。


        事實上，我覺得 「人類學家」與的「國際志工」存在著一些非常可愛的相似性：

1. 文化衝擊(或驚嚇)：

photo from: http://buenavista.typepad.com/buena_vista/2007/07/culture-shock--.html

不管是人類學家或是國際志工，長時間在異地的跨文化相處都是我們的工作。跨文化經驗曾經是人類學這門科學最重要的傳統，長時間、細膩和質化的研究方法，在人類學中稱為「參與觀察」，我們也一直相信外來者的身分，能將我們在觀察當地的文化時處於一個抽離的位置，此時發生在我們身上的 culture shock 有助於我們看到事物的其他觀點，並找出不同的脈絡。也就是說，所有在地 (local) 所認為習以為常、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在人類學家的眼中，可能都是解讀這個社會/群體的關鍵。當然，現在也有很多人類學家在研究自己的社會，但是從既有框架抽離，對現象進行抽象思考及分析的過程仍然是必要的。

一樣是遭受文化衝擊，但對國際志工而言，文化衝擊預言著工作場域上會面臨的困難，而這些困難最後可能影響到計畫的成效。最常見的錯誤是以自己原有的做事方式套到受援單位 / 國的脈絡裡，例如時間習慣、效率要求、工作態度等、行政程序等等，許多的受援國對這些工作上的倫理與態度與我們完全不同，在他者的工作系統裡以原有的工作習慣去推斷、估測和要求，挫折和不如預期的回饋就是可以想見的了。


2. 不確定性與質疑

人類學家來了! 塊陶啊~
photo from: http://www.jonathantaee.com/journal/

在文化衝擊和真正身處田野地/駐地之後，我們在行前所擬的論文proposal/田野可行性計畫/ 駐地專案計畫可能看起來根本就是廢紙一疊。人類學家可能很恐慌的發現自己對當地的掌握完全不對盤，就算讀過再多的民族誌 (當然也有跟我一樣，出去前只讀過一兩本民族誌這麼混的人類學家，然後他之後的路途就會很艱辛)，到田野地裡好像又是另一回事，因為紙上的材料往往是爬梳、整理過後的結果，但真實生活卻是飄忽、朝令夕改、糾結交纏和曖昧模糊的。我們可能知道這社會將哪些人認定為親屬、哪些人不能與哪些人結婚、他們如何看待錢財、他們覺得人會生病是因為靈魂出了問題......但是文化的層面包羅萬象，層層疊疊那麼多，我們又怎麼能在千頭萬緒中捉住一個大概的印象呢? 像是，誰會答應我的訪談這件事，就可能牽扯到性別、階級、政治立場、所屬組織群性....等，如此一來，我收集的資訊代表的是哪一群人呢? 我們又真的能夠從這一些見解中推論一個社會的全貌嗎? 一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依然令我疑惑。

同樣的，在志工場域中，如我目前所感受到的，古蹟保存是一個政府、非營利組織、人民、外資、觀光客、各樣專家都參與其中的議題(管理上叫做利害關係人steak holder)，但更隱而不見的細微層面還有政黨間的政治角力、組織與其他組織的關係、組織內部的人際關係及運作、民眾與官方組織的關係、民眾對於財產、文物的觀念及期待、民眾對於生活的想像、各方對於古蹟的想像..........在搞清楚這些local關係前，在搞清楚這些網絡與權力關係前，我真的可能做我的業務嗎?

最後，此時語言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當我們去的國家書的是我們的第三、第四語言或根本沒學過的語言時，我們要如何溝通，如何抓住言談裡微妙的細節呢? 工作進度表可能會朝一個全然開放的方向進行，但或許那也不一定是件壞事.....峰迴路轉之下，我們可能會一再翻修我們對田野/駐地的理解和想法，並演伸出更多概念。

3.  孤單

photo: http://setupropiolider.wordpress.com/category/aprende-a-vivir-en-soledad/

這應該是所有海外生活的共病，看似與工作無關，但其實私人場域往往是最影響工作的關鍵。在這個存在浮動的時刻，關鍵報導人/ 同事、主管和夥伴的出現是最好的運氣。處理孤單的重要性說不定在種種問題中居冠，但如何處理其實與人格特質有關，也或許是如此，出田野才會成為人類學家的成年禮，海外志工也會成為許多人「找自己」以及「與自己相處」的選項和功課吧。

(題外話，在搜尋圖片時，不管打西語、葡語、英/法語顯示出的都是一個人看海的圖片....莫非一個人看海是孤寂的意符？)


4. 身分定位模糊

photo from: http://karengately.wordpress.com/2013/06/18/who-am-i/

相信有出過田野的人應該都不陌生，那種「我到底在這裡幹嘛」、「我到底要做什麼?」、「阿現在咧?」的感覺，還有找到報導人以後那種「對不起可是我又來煩你了」，覺得在地人一定覺得你是個煩人的腦包，什麼都搞不清楚又愛問、永遠都進入不了狀況、還有「他到底在這裡幹嘛?」這樣的大哉問。(別問我們，我們後來也不太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來幹嘛，要做什麼)

身為一個外來者，我們如同浮萍，在田野中往往沒有身分、沒有角色、也沒有類別，無法被分類對當地人還有對自己來說都是一項焦慮，而且代表你與在地深具鴻溝，這也是為什麼人類學家對獲致一個身分(被納入親屬、被編入年齡組、被「誇讚」比哥倫比亞更哥倫比亞)會這麼欣喜若狂，因為能成功被分類就代表被接受獲認同，成為這個社群中的一員之後，便更可以貼近的觀察這個社會。(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想成為「社群之中的一員」，並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做研究。關於此學界有許多辯論，在此略過不提。)

而國際志工，特別是我服務的組織所設的國際志工，身分定位模糊也是幾乎每都會遇到的issue: 首先這與我所服務的組織 (給他取個假名，叫他芽菜社好了) 本身的模糊性有關。作為一個資金來自政府的非政府組織，芽菜社到底是官方還是非官方組織? 我們要的援助發展最終目標是外交還是人道? 這關係著志工業務的priority 是外交目的(文化交流與提升台灣形象、穩固雙邊關係)或是援助發展(但什麼是援助發展，我其實還不知道)。芽菜社的駐地志工常有的疑問，有一個便是志工在自己的業務之外常會被要求支援大使館和技術團的活動，這些到底算不算是志工業務的一部分呢? 志工有這個責任嗎? 但就算沒有，志工可以不理會這個人情嗎? 我所知道的是，目前芽菜社也處於一個轉型的階段，許多的規章、制度和定位都尚未完備，也都在改變，芽菜社志工到底是什麼，可能還要一些時間芽菜社才可以回答得出來。

二來就是志工自己要什麼的問題，志工想要成為怎樣的志工?想做什麼事?有什麼理念? 為什麼來? 這關乎志工對於自己的定位。看似簡單，但實則最難，我覺得探索自己一直都是件很玄的事。

最後當然就是駐國這邊對志工的期待，這也是海外志工微妙的地方。理想上，每個組織都希望前來的外國志工是一個具有不同思維、有著先進技術、觀念、甚至裝備，具有更多資源的夥伴，可以幫卡死停滯的組織找出問題並解決問題，還留下完善的規劃，甚至帶來資金與資源，但這樣的白日夢大都不可能成真。但無論如何，志工總是個免費的人力(雖然不一定總是好用)，因此就算不確定志工來之後可以做什麼，大多數的合作組織還是會申請。基於媒合的過程只能看到志工的簡歷，組織對志工的個性、長才、態度等等幾乎一無所知，於是很常出現的狀況，就是志工到了辦公室以後發覺自己成了冗員，不知道要做什麼、沒事做、或是主管交付的任務與你的專業其實有距離，比方說看到你是擅長IT的就叫你去做圖書館軟體系統、或是看到你曾經研究文化商品(正確說來，是從「文化商品」的形塑來探討「文化詮釋」之研究)就要你去做觀光行銷等。

發生這種狀況怎辦? 只能與主管溝通了。這時認清自己是誰、想做什麼，就是溝通的地基。唯有定位好自己才會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怎麼做比較好。不過，剛抵達都會有一陣定位模糊的日子，摸索可能需要把個月的時間，只能耐心等待，萬事莫急，先好好與自己和外在環境溝通。


5. 反思

photo from: www.brandigg.de

在慢慢熟悉我們的田野地後，慢慢的我們終於開始看到民族誌中描述的一些現象、一些價值觀或是態度，原先模糊、抽象而遙遠的民族誌開始變得清晰，我們開始以自己的經驗對照檢視作者的敘述：真的是這樣嗎？ 他提出的論述和我所看到的現象一樣嗎？如果Taussig 在1970年代就開始書寫哥倫比亞的暴力，我在2010看到的哥倫比亞社會依然是這個樣子嗎？如果人類學家在七零和八零年代亞馬遜醫療民族誌重的是社群、巫醫與醫藥三者的社會關係，2010的今天，在大多數社群已經無法與外在社會脫離關係、亞馬遜流域走向觀光化、原住民意識發展、傳統醫學經歷打壓又開始復興之後，亞馬遜的傳統醫療的現況又是如何？我們該將它放在社會的哪個位置？

我們開始反思、修正自己原有的架構、田野方法、理論取向，甚至整個推翻歸零，重新思考。我認為這是田野最迷人之處，能夠開始修正，代表已經進入了正軌，或許擁有很多迷惑，大多時候不知道自己所掌握的證據是否足夠、推論是否和邏輯、是否真正瞭解當地人的想法，或許更接近真實，或許沒有(抑或，真實或客觀根本不存在)，但至少此時，我們已經走在路上。

國際志工也是一樣的，我們抱著一些理想抱負來這裡，想著可以做一些事，但我們可以完成什麼呢？我們的存在對在地真的有幫助嗎？或是造成在地的麻煩呢？我們所做的事情會留下來嗎？會改變當地人的某些觀念嗎？改變對當地人真的有益嗎？我們所做的真的能解決某些問題嗎？增進的是大家的福祉或是某群人的福祉？在嘗試做一些小事情並開始遇到重重困難、做的事情好像並沒有太大的效用、當地人對我們所提出的計畫興趣缺缺時，我們開始反思。

當然國際志工和人類學家的目標不同，一個是「和當地人一起做一些事情」，一個是研究當地並整理出一套系統與邏輯；一個有著明確的行動目標，一個則是學理目 標。但外來者的身分以及對在地性的掌握，都是兩者最無法避免，也一直需要反省的課題， 台灣人道援助的歷史並不長，對人道援助的認知不停地在調整，相較之下也少有相關的教育來反思人道援助的定位，因此一直以來，就我的感覺，總是難以看清自己 的權力來源以及倫理定位，而人道援助又是這麼一個「高尚」的議題，是「幫」，是「援助」，這樣根本於權力位階上的不平等可能發展成「給」、「同情」、甚至 「施捨」，而當受援一方不願意接受時，就產生了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等等的挫折與焦慮。人類學(至少是台灣的人類學)一直避免的介入，正好就是發展援助 的基本核心，但如何「援助」，該做什麼，做了又會造成什麼後果，我認為還是需要有在地知識的支持才能去做正確的評估。

並且，無論是人類學知識的累積或是發展援助的成效，不過十年二十年幾乎是看不出來的，只能謹記我們是不停地累積、修正、嘗試可能和散播種子，才能面對一事無成的挫折。


6. 認同危機

photo from: http://exiledpreacher.blogspot.com/2010/09/great-evangelical-identity-crisis.html

不是每個人都會走到這步，但還是有某些人會。田野/ 駐地裡總是有許多狀況，我們可能會因為這些狀況發現一個討厭的自己、一個自己無法接受的形象或面貌，有些人決定放棄田野/ 解約，有些人決定留下來與自己的破碎奮戰，所以有些人類學家田野做到最後放棄學位改行當巫師、有人改宗信了別的教、有人再也不想回田野地；所以聖露西亞的志工解約率高於50%......這些都沒什麼好或不好，說真的保住自己的健康(無論身心) 最重要，不過真誠面對，總是會留下些什麼。這部分牽涉到心理學，不在我可以唬爛的範圍，有修為的各位就自己體會了。


        這是來駐地一個月的一些心得，摻雜著我過去的田野經驗。說實在我在駐地的這個月真的就是一片空白，因為腳傷也沒有做到任何田野(其實我連田野題目都沒想好)，寫這篇東西大概就是安慰自己用的吧....